佟 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95世妇会的召开有效地促进女权/女性主义知识在校园的生产,并延续到互联网中的各类新媒体写作,新的社会空间作用于女权/女性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的发展。从大学校园看,首先,性别研究课程使学生有机会将自身性别社会化的经验纳入反思中,学生对自我认知的渴望和探索直接或间接地形塑了性别知识的生产。第二,学生们写作与性别相关的学位论文丰富了对实践的、流动的、主体的和多元的性别身份认知的知识库存。第三,校园中的女生节日建立起仪式性的代际相联的对性别身份、性别角色及性别分工的讨论。最后,从校园走向社会,学生们进入到由互联网创造的新的社会空间中,通过个体化的写作,年轻一代女性主义者用自身经验传播、普及和讨论性别知识,建立起陌生人之间与自身经验相关的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
关键词：社会性别; 女权/女性主义; 知识生产; 认知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C913. 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0—QT002（2020）03—0000—06
作者简介： 佟新，女，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人与劳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
一、问题的提出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过去了25年,在这些年中,社会性别教育亦在高等教育中逐渐普及和发展。参加1995年世妇会时,我还是一名“老博士”。从1997年7月开始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后,就致力于与“社会性别/女性研究”相关的教学和学生指导工作1。从2000起,为本科生开设了全校“通识教育课”——“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个人以为,所谓的通识教育就是在认知层面开展科普性的教育课程。为此,出版有教材《社会性别研究导论》2。同时指导女性学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还有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本科生。教学过程亦是知识生产的实践过程,我力求将性别平等理念和对性别知识的反思纳入其中。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通过个人的经验来理解、分析和反思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以及在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领域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学会批判性地反思知识产生的过程;寻找社会变迁的力量。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存在的性别关系进行反思,以迈向性别平等的社会。
一直以来,“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生”“妇女”“女性研究”“女性学”和“性别研究”等概念被广泛使用,其概念间有差异、争论和共识。对何为女权/女性主义亦有各种定义,包括从个人、群体或社会运动的角度给出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对这些概念的声明、阐释和争论过程,正是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建立的重要手段。
2015年,在纪念世妇会在北京召开20周年的时候,我写下了《现当代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发展》3一文,认为世妇会的召开,为现当代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经过五年的发展,一方面,校园中的性别课程正在推广与普及,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络传播知识的速度和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知识传播方式,借助着“眼球经济”,性别议题成为互联网中的热门话题。教学、科研以及多媒体的公共讨论成为建构女权/女性主义的认同共同体的过程。所谓的“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是指具有政治共同体性质的群体。有研究指出,认知共同体大致有四个特点:一是拥有一套共享的知识基础;二是拥有共享的因果信念,这些信念源自他们对政策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因果分析,即对核心问题有共识;三是这些信念为共同体成员采取社会行动提供了价值基础;四是有共同的政策目标,共同体成员积极寻求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和结果,深信这些实践能够促进人类的福祉。4沿着哈贝马斯的传统,虽然政治变化与权力有关,但论证过程是取得共识的过程,它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会发挥重要作用。5
本文围绕北京大学性别研究课程中的学生作业、论文指导和毕业生在网络新媒体中的公共参与(KY微信公众号)中对女权/女性主义知识的讨论,分析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产生的过程和状况,特别是女权/女性主义的代际关系和时代特点。对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讨论过程亦是女性主义“实践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实践共同体”更加关注的是社会进程,而非是个体进程6。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建构包括:第一,将性别不平等、性别压迫作为共享的知识基础;第二,共同认识到揭示性别不平等的主要手段就是要“发声”,只有表达出利益才能实现权利;第三,上述信念成为行动的价值基础;第四,力求影响社会政策和社会实践。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它探索妇女受压迫的原因、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形成以及推动妇女的思想解放等。7当下,不论中国还是世界,围绕着性别平等、解放道路以及要解决问题的优先性有着广泛的争议,而争议和讨论本身就反映了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在知识生产中通过借用、反思与竞争呈现出来的广泛且多样的声音。
二、女权/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课堂上的性别反思
记得2015年在北京大学的《社会性别研究导论》的课堂上,一位大二的女生问我:“老师,您是女权主义者吗?”我说:“我是呀。”我淡定的回答似乎给了她勇气,她说:“老师,我不明白,为什么网络上有些人骂女权主义者呢?而且骂得特别难听。”说着话,这个女生流下伤心和愤怒的眼泪。这一时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大学生们在选择是否采取女权/女性主义立场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站出来,承认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首先,现当代大学生渴望对自身性别经验的解释。当代社会有着与四五十年前不同的文化和经济环境,特别是网络的知识生产极具挑战性,各种关于“女拳师”“田园女权主义”的污名与骂名,常常使大学生们与“女权主义”保持适当距离。学生们一般并不轻易表明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甚至会声称“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我主张男女平等”。在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经验中对自我身份的思考是非常普遍的,远离女权主义的名声并不意味着没有要求性别平等的愿望和努力。因此,我在解析女权主义内部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派别的学说和主张后,会让学生用自身经验理解“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歧视”“机会平等”“结构平等”“交叉理论”及“劳动性别分工”等概念。每学期都会给学生留一道作业题,让同学们用自己性别社会化的经验,分析家庭、学校、家长、老师和同辈群体等因素如何影响到自己的成长,特别是性别文化因素的作用。这是性别意识觉醒的过程,亦是用理论来解释自身经验的过程,性别知识的生产由此具有了反思性与批判力。
一名女同学对“月经禁忌”进行访谈调查后曾这样说道:
通过对四个个案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在现代教育中月经禁忌是如何通过性别社会化机制传递的。月经禁忌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机制,不是通过诉诸神秘力量,将女性的身体神秘化,而是运用现代话语内部的“隐私”“科学”“文明”等概念来构建起一套不能言说和展露的知识。由于我们将身体视为是私己的,因此,作为一种对身体状态尤为明显的展露,月经恰恰是需要被遮蔽的,对它的言说只能被限制在家庭空间和同性群体中。日常生活中月经的不可见和不可说,不是传统“迷信”或礼俗的残留,而恰恰是嵌入在现代性话语之中的一套逻辑体系。8
学生们的性别分析并没有将月经的不可见停留在将女性身份神秘化的简单层面,而是反思所谓的科学知识是如何将女性的月经经验变成“不可言说”的。以身体为基础的性别歧视并不会因科学与文明的进步得以改善,反之还会嵌入到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
还有一位学生对自身的“独生女”经验进行了直率的分析与反思。她感受到父母对女儿的高期望和平等相待,特别是母亲的独立精神对她的重要感召,但是她依然能够感受到公共政策变化带给她的冲击。她说:
在我高一时,二胎政策开放了,关于“要不要二胎”成了一场家庭范围内的大讨论。我还记得祖父曾对我说:“你要有个弟弟,那你肩上的责任至少减轻百分之八十;要有个妹妹,那也减轻了一半。”……外祖母对我说:“以后要好好孝顺父母,你是要当儿子也要当女儿的……”我不做他想,只是好奇,倘使我是个男孩,我外祖母是否还要求我既当儿子也要当女儿呢?朱迪丝·巴特勒提议女权主义的任务是“通过彻底的性别角色的颠覆来替代无意识重复的现行性别规则”。独生女前所未有地被卷入到这场颠覆运动中,一方面有父母完全的支持,她们有更多的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她们又需要面对由性别和阶级不平等仍旧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对女性的传统角色期待。可以说独生女们正在挑战“正统观念”,正在经历难得一遇的性别观念大变革。9
在对性别角色的颠覆性假设中,学生们理解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传统期望,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知识生产便会跃然纸上,她们会坦然地面对性别观念的变化,甚至有学生直接对性别歧视的“集体无意识”进行批判。认为“每一个标榜自己拥有先进性别观念的个体,如果发现自己实际上的一些日常行为是‘被男性话语体系社会化的’,发现自己实际上是没有达到知行合一的——这个‘意识’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自责的与内疚的。但是只有经历了这个‘意识’的过程,克服了在‘意识’过程中会产生的不适与焦虑,进而能够勇敢地去自我发现、自我意识、自觉,才是个体真正跳脱出集体无意识所迈出的第一步”10。
反思是知识生产的第一步,重新赋予经验以意义对老师而言,就是把学与思的权力交给学生。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建设,就是一种有关性别知识的生产并形成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使学生意识到男性文化霸权存在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对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进行挑战,能够意识到自身经验中不易察觉的性别压迫,如此一来,学生作为主体对性别知识的渴望与女权主义思想之间达到了有机契合。
其次,学生们希望对女权主义方法论有深入思考和应用。教学中,我发现同学们对“女权/女性主义”的质疑常常是因为不喜欢把女性描述成“受害者”的种种说辞,学生们更喜欢巴特勒式的对“表演性别”(doing gender)的深入观察。11-12也就是说,学生们喜欢观察各种生动的性别表演,并反思其背后的社会性别机制,最终上升为对主体能动性的认知。学生们的论文涉及了性别不平等的机制,如《论女生的装傻行为》《论年龄与长发飘飘》,等等。这里既有女生对男生期望的顺从,亦有操纵这些性别规则的小小得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面对高层女性的访谈资料,如何看待女企业家努力做一名“称职”妻子的种种努力,在一般人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学生则将其解释为女性能动的“性别操演”,从经验层面揭示了两性在性别操演时所展现出的灵动性和真诚性,由此对女性主义方法论中潜在的“受害人假定”和“对性别的过度归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质疑了女性主义方法论对研究对象的遴选标准、对研究内容的界定标准和建立于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研究预设等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13这种反思不是反对女权/女性主义本身,而是从经验出发,解析出女性在市场化背景下更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后现代的知识和学术想象与学生们的成长经验相吻合,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性别表演成为其性别认知的重要方面。这些学术论文在性别知识的构建中丰富了对实践的、流动的和主体的多元性别身份的认知。
再次,通过女性节日在校园内将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在代际之间建立联系。不可否认,女权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女权主义减弱或被取缔,那么未来是新自由主义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女权主义保持强劲或结成稳固的联盟,那么未来就可能是包含人权原则的民主社会形态。”14在这一意义上,校园中女权/女性主义所具有的代际关系及其政治身份,必然会影响到不同年代的学者与学生之间对女权/女性主义的认知、关注的核心问题、议题的优先性等所持的不同态度。在讨论中常常会提及“差异”,但差异本身同时也带来了代际间的联系和对话的可能。
近年来,大学校园流行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前一天过“三七”女生节。女生节显示了青年一代渴望划分身份边界的努力。一方面,女生要与“妇女”身份相区别,女生们多数都排斥“妇女身份”,她们认为所谓的妇女就是指“已婚女性”。而这一身份的划分正表达了她们对已婚妇女性别角色的排斥与焦虑;另一方面“女生”希望与“其他青年女性”划分边界,“女大学生”的心理优越感潜在地影响着她们对从“校园”到“社会”身份改变的恐惧。现实生活中,“女生节”变成了男生向女生表白的节日,充满了学生并不满意的商品化的气息;同时,女生们又渴望通过仪式来与老师对话。因此,每年“三八”之时,都成为具有女权/女性主义意识的教师与学生对话的最好时机。
从2014年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生节就设立了对女教授的专访,学生们关心的问题是:“老师最后是怎样走上中文的道路的呢?”“您是怎样看待您的选择呢?”“请您给出几句青春寄语吧!”女教授们多用自己“女生时代”的记忆和对妻子、母亲身份的理解来与女生们对话。从学生到工作者、从女生到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转变,使得女教授们的个人经验与学生之间找到了“共情”的基础,为女生们未来可能面对的种种无形的性别歧视打了预防针。202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系学生会抛弃了“女生节”,开始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3月8日的系学生会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三个模块的文章。第一模块是“性别研究汇展”,推出了来自社会学系老师的三篇论文,一是刘爱玉和佟新对性别观念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15,二是吴利娟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的讨论16,三是陆杰华等对婚姻状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影响的分析17,这些研究皆关注本土性别问题。第二个模块是介绍“女性主义的三次浪潮”,以《阁楼上的疯女人》《第二性》以及《性别麻烦》三本书为线索,总结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第三个模块是“书影和文章推荐”,推介了学生喜闻乐见的小说、电影和书籍,特别是推荐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校园学生从“三七”女生节向“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回归,不是老师动员的结果,是面对新型的社会环境,学生们渴求女性主义的研究和知识,这为代际间女权/女性主义的知识传递和共识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在大学校园的象牙塔里,社会性别的教学、写作、研究和讲座等,打破了校园对性别身份、性别期望、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等问题的沉寂,广泛而公开的社会性别问题的讨论,为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三、网络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建立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文化与知识的传播方式,网络信息平台不仅提供了新型的人际互动方式,还为传递思想和表达信念提供了新的社会空间。微博、微信、直播等网络传播手段创造着各类共同体。分享共同理念,形成相互支持是微信朋友圈的重要功能。借助这些新的社会空间,各种与性别相关的话题从校园转向社会,有关性别知识的讨论越过大学校园的围墙弥漫开来。从校园里走出来的毕业生们从对自身性别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开始,在网络上发表意见,迅速地赢得“10万+”的评论,网友们如找到伙伴一样传播着“密码”,对女权/女性主义知识的讨论为网络女权/女性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平台,但同时网络上与性别相关议题的讨论迅速被分辨出各类性别身份。本文不讨论所谓的田园女权主义,而是以具有明显的女权/女性主义知识普及与相关问题讨论的微信公众号Knowyourself(简称KY或“知我心理学”)为例,来讨论知识共同体的建立问题。这一公众号的创办人钱庄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到从校园到网络的性别知识的传播和她建立认知共同体的努力。
钱庄这样进行自我介绍:
我是知我探索教育科技公司的CEO，公司旗下有国内关注个体心理发展的头部新媒体品牌Knowyourself。我们公司非常小,可以说很不起眼,目前只有六十几位员工。
200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大一第一学期,选修了佟新老师的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从此引领我走上反思性别问题的道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90后女同性恋行为研究》,深入有过与同性开展过性行为的女性群体,做了一系列访谈,正如同巴特勒说的,女性作为一个政治主体是不存在的,女性这个称呼内部包含了多种差别巨大的主体经验,女同性恋行为也有着多种差别巨大的意指。
从北大毕业后,我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攻读临床精神卫生专业硕士。硕士期间,我做了两份深入边缘人群的临床实习,各为期一年。……这两年的学习工作,让我对于人种、移民、精神障碍等权力维度有了第一手的经验和更多反思,从而了解intersectionality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多元交织性女权。18
2016年,钱庄创办了这家公司。其创办公司的动因是她的公众号因为写了与性别和女权主义相关的内容广受欢迎。在最初的一个月就有广告商来找她,她自己也没有想到文章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喜爱。面对人们提出的各种性别问题,她意识到自己曾经的经历和困惑是姐妹们共同的经验和渴求,而分享自己的成长经验,且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经验得以觉醒和成长,进而使更多女生不畏惧、敢于表达心声这件事变得更有意义和有价值。因此,她放弃在美国继续读博士的计划,开始经营“知我”公众号。钱庄以“KY小姐姐”的名义,对各种“不可言说”之事进行言说,包括对同性恋、对性暴力、对女性的性幻想、对分手、对母女关系等一系列年轻人遇到的困扰展开讨论。这些性别知识正是源自在大学时代的追寻和思考,社会性别研究的课程和毕业论文的写作让解答性别困境的知识追求得到了学术鼓励。
在公众号中,钱庄叙述了自己对女性主义者身份的追求和困扰,这亦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扰。24岁时,钱庄一方面明确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同时又困惑于自身常年对体重的焦虑。这几乎是所有女生都会遇到的现实问题。那么,这样一个无法摆脱男性凝视的身体焦虑者能否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呢?由此,钱庄非常共情地写道:
后来我明白了,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也是一个女人。我在这个男权的社会中浸淫了二十多年。对女性来说,她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经历可以说是创伤性的。我不可能因为认同了女权主义,一下子就摆脱了周遭这个社会的影响。我想,假如“成为女权主义者”意味着“不许犯错”,那么,只会阻止更多的人成为女权主义者。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保持一份反思,能否对习以为常之事物多一句追问。19
走出校园的学生们,在现实生活的奋斗中首先就会感知到老一辈女性主义先驱者们的艰苦奋斗,认识到老一代的女权运动者顶着社会的污名和压力,争取到今天女性的权利;认识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女性运动以及毛泽东时期提倡的“女人能顶半边天”对妇女解放的意义。钱庄倡导年轻一代人如果不继续推进女性主义,曾经的运动带来的果实是会不断消耗的。面对“将女性产假延长三年”的提案,她明确地批判这是穿着“照顾女性”的外衣在声张男权,它暗示了生养孩子是女性的义务,因此,她提出更好的方案应该是给男性增加产假,鼓励男性分担家务。在钱庄的眼中,女性认知共同体的创造是政治性的。她认为,“女性主义和性、和性别密切相关,而性、性别和政治密切相关,以前北大的佟新老师说过一句话,‘性/性别(相关的政治)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最极端的表现。’政治则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女性主义,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自我实现都能更自由。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本身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武器,我们的政治表达。”20这些具有个人经验的表达迅速地吸引了读者,很快就达到了“10万+”的阅读量。“我们需要女性主义”的态度就是非常明确的政治诉求。
钱庄在28岁时又再次发文,讲述自己对女性主义的新思考,并再次提到校园中的性别课程带给她的意义,由此来质疑女性身份可能带来的幻觉。她这样写道:“真正开始思考‘女性’问题,是在北大期间开始跟着社会学系的佟新老师学习。除了课业之外,老师带着我给女企业家做访谈。女企业家的种种性别有关的疑问(婚姻情感生活、社会期望、事业身份等),再次让我意识到‘女性’这个身份的复杂性。”钱庄批判性地揭示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女生的幻觉”,这种幻觉是社会共同营造的,它使女生变得虚弱。这是一种使女生接受“有关自己是没有能力买房、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幻觉;一种使女生相信自己的容貌是最有价值的,衰老和肥胖都是不可原谅的幻觉;一种使女生相信女性不可以有太大的抱负和成就,因为这样的女性会让男生感到威胁,因而无法获得婚姻市场的认可的幻觉;一种女性不应享受性快乐的幻觉,因为女性的性快乐是不被允许的、会造成他人对其羞辱的幻觉,等等。这种种幻觉剥夺了女生的快乐,使女生变得无力,不敢坚持自我,不敢追求成功,无法毫不设限地、充分地探索自己生命的多种可能性。“幻觉”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她所倡导的“知我”和“探索自己”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到今天,我有理由相信,很多女性在处理和面临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时,都很大程度受到了“自己作为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经验”的影响——只是她们自己不知道罢了。……到今天,我更加坚信不疑我们应该反复思考和向自己提问:我作为女性生存的经验究竟是什么?我如何处理自己的性别身份?我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在“10万+”的评论中,第一位留言获得1 124个赞。“我觉得名字也可以换成叫作一种名为‘男性’的幻觉,一直让男人不敢正视自己软弱的一面而越发歇斯底里。”由此,让读者看到性别压迫是双重的,同时指向男生和女生。钱庄所表达的困惑是群体性的,在商品化、客体化和性化市场中,弱化女性力量的经验是真实的,“了解自己”“做自己”就是要摆脱传统性别知识和性别分工的压迫。而这些真切的情感流露为“10万+”的共情与相知奠定了基础,认识自我,摆脱“幻觉”,与大家共享经验的过程建立起了女权/女性主义的认知共同体。
四、关于“接续”的一点思考
在回顾’95世妇会至今的性别研究课程、学生论文指导的过程有很多层面的内容可以讨论,作为一个参与了世妇会的亲历者,我愿意看到女权主义力量的延伸与发展。我以自身经验和学生们的种种努力和言说为线索,希望看到女权主义力量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延续与发展,对这种发展我深感欣慰。
作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知识分子,我不自觉地留恋“男女都一样”和“做暴风雨中的海燕”的豪迈人生,也更能体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性别和阶级不平等交叉所展现的对人类解放命运的关注。同时,在校园与学生们的接触,我能够理解青年一代人的处境和种种困扰,她们成长在市场化与商品化背景下,个体发展面临种种挑战,这为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发展带来机遇。新一代青年知识女性追求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是对人性的解放,不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下的竞争与优胜劣汰,也不是毛泽东时代集体式的男女都一样。
有研究指出,2005—2015年是性别社会学自身独特的研究领域、话语体系和研究范畴形成的阶段。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对培育和引领性别社会学青年人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21应当看到,学生们作为女权/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一部分,在论文写作、课堂讨论与网络争议中的知识传递起到了建立重要的共享知识的作用;其价值观对推动公共政策的变革起到重要的性别观念主流化的作用。我相信,达成对性别平等理念的共识将有助于在性别议题的公共政策上有更多的声音和利益表达,在反性骚扰的诸多行动中有更多的相互支持。
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的学生们,在网络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空间中会发挥更为重要的知识传播的作用,她们的经验分享式的共同体建设模式有着强大的共情能力,其反抗的路径亦更具有可操作性,她们会更加无畏。2018年12月的圣诞节前,我和忙碌中的钱庄一起吃饭,讨论反对性暴力的问题。她在公众号中记录了这一天。
我和老师说,明年希望能一起合作一些社会呼吁行动。我们要让人们明白,她们手中一直都有一种最为有力的制裁的武器,那就是“不容忍”(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笔者加)。
……回来的时候老师给我发消息说她很欣慰。从曾经的学生,到今天的战友,我也感到很开心。22
“从学生到战友”就感觉像是看到一条河,看到河水的缓慢但连续的生生不息的流淌。那些在一线从事着妇女社会工作和小组工作的毕业生们,她们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投入的工作热情,成为我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动力。想到第一位北京大学女教授陈衡哲的“女性为自己造命”的学说23,看到今天新一代青年女性主义者面对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而发出的“不容忍”的声音,这显示了女权/女性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这些对传统性别知识的反思和对独立的、反抗的、创新的性别知识的实践与书写,使性别知识在代际间积累,并得到相互的支持与呼应。这些具有女性生命智慧的声音和知识一定会在人类知识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注释：
1．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专业女性学方向硕士点为“女性研究”;社会学会称“妇女/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个人认为性别研究是更为恰当的学术概念。同样的,个人认为应称为女权主义或性别平权主义,但社会上广泛使用女性主义,因此本文采用了“女权/女性主义”的概念。在引用作者的文献时,尊重了原作者的使用习惯。
2．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06年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证书。2010年该书获得全国妇联、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二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3年《社会性别研究导论》(2011年第二版)获得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证书。
3．佟新:《现当代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4．Peter M.Haas,“Introduction: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1),1-35.
5．[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6．Wenger Etienne,Communities of Practice:Learning,Meaning,and Identi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刘霓:《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8．周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5级本科生):《沉默的“姨妈”——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月经禁忌》,2017年《社会性别研究导论》课程作业。
9．曹艺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级本科生):《独生女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小公主吗?——独生女角色定位的自我民族志》2020年《社会性别研究导论》课程作业。
10．邱辰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级本科生):《我的性别观念是如何被社会化的》,2020年《社会性别研究导论》课程作业。
11．[美]朱迪丝·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12．[美]朱迪丝·巴特勒:《消解性别》,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13．高笑楠:《性别操演理论的经验解释与女性主义方法论反思——以高层两性人才访谈为例》,《社会》2015年第3期。
14． [英]西尔维亚·沃尔拜:《女权主义的未来》,李延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48页。
15．刘爱玉、佟新:《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6．吴利娟:《中国社会男女平等吗 ——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与建构》,《学术研究》2017年第1期。
17(15)陆杰华、王笑菲:《新时期我国居民婚姻状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影响探究——基于CGSS数据的验证》,《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18．2019年11月17日钱庄在北京大学北京论坛上的发言。
19．钱庄:《我们为什么要谈女性主义?》见微信公众号KnowYourself,2019年4月14日。她自己注明,这是她24岁时写过的一篇文章。同一天,她发表了另一篇谈女性主义的文章。
20．钱庄:《我们为什么要谈女性主义?》见微信公众号KnowYourself,2019年4月14日。
21．李洁:《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发展现状与趋势——基于对2006—2015年中国社会学硕博学位论文的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4期。
22．钱庄:《最好的人生状态:什么都没有,但什么都不缺 | KY小姐姐的小闲话系列》,微信公众号KnowYourself,2018年12月20日。
23．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
